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法治化迈出关键一步。据新华社报道华泰配资，10月24日，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首次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草案共6章53条，对检察公益诉讼办案领域、原则、职权配置及办案程序等作出规定。
南都N视频记者关注到，过去十年，检察公益诉讼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制度已日臻成熟，形成了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司法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从国际来看，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一部专门的检察公益诉讼法，因此，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具有开创性和独特性。也有学者提出，检察公益诉讼法是目前为止立法难度最大的一部法律。
十年间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22.4万余件
检察公益诉讼，是指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对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烈权益保护等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向有关主体发出检察建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律制度。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在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4个法定领域。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时，陆续增加检察公益诉讼规定，逐步拓展到英烈荣誉名誉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军人荣誉名誉权益保障、安全生产、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反电信网络诈骗、妇女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文物和文化遗产等10个新领域。
南都N视频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目前已有26部现行法律规定了公益诉讼条款，共涉及14个领域。2015年7月至2025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22.4万余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10.2万件，民事公益诉讼12.2万余件。将审前实现公益保护目的作为优先目标，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86.8万余件，回复整改率达98.5%；向法院提起诉讼6.8万余件，其中提起行政公益诉讼8000余件，提起单独民事公益诉讼1万余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近5万件，提起诉讼的99.6%得到裁判支持。
深化特定群体权益保护华泰配资，共办案近5.5万件
十年来，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促进国家治理。2022年，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长江船舶污染专案，共立案602件；联合水利部启动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办案1027件，推动解决一批节水控水突出问题；与自然资源部联合开展整治乱占耕地专项试点，守护18亿亩耕地红线；与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监督，共办案4307件，督促整治选址不合规、质量不达标、建后管护不到位等问题。
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针对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养老及医保基金等被骗取、冒领以及税收流失、恶意拖欠土地出让金、长期闲置土地等问题，办案近9万件。在国防和军事利益保护领域，围绕军事设施、军用土地、军事训练安全、人防工程保护等突出问题，办理案件5000余件。在英雄烈士保护领域，以法之名维护烈士荣光，共办案1万余件。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展长城、大运河文化、传统村落保护等专项行动；成功办理青海西宁宏觉寺被占用损毁、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核心保护区违法采煤等公益诉讼案，及时抢救保护一批重要文物，共办案2.5万余件。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共办案近58.7万件，占比达47.9%。最高检直接办理的万峰湖、南四湖、珠江水环境等跨省际流域生态治理专案，解决根源性问题并明显改善水体水质，在重大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上创新形成“中国方案”。
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针对农贸市场、超市、校园周边及保健品等群众身边的食品安全问题加大办案力度，同时积极回应新业态新问题，聚焦预制菜、网络餐饮、直播带货、社区团购、医美行业虚假宣传、过度诊疗等开展监督，共办案22.5万余件，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安全生产领域，针对燃气、电梯、矿山、消防交通、危化品等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情况加大办案力度，办理案件近9万件，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个人信息保护及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聚焦快递、医疗机构、房地产中介、金融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等泄露个人信息以及互联网企业违法违规收集、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办案近2.5万件。在特定群体权益保障领域，持续深化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妇女、新业态劳动者、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权益保护，共办案近5.5万件。最高检部署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监督，并直接立案办理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外卖骑手权益保护等案件，有力促进人权保障。
“推动公益诉讼领域法治化的重要第一步”
2023年9月，检察公益诉讼法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标志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迈入新阶段，如何看待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在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专访时曾对此介绍，中央的要求、人大的单行法授权保障均体现持续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的明确导向，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有利于尽快落实党中央“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其次，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有利于将检察公益诉讼丰富制度实践成果制度化、规范化。
张雪樵认为，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规模逐年扩大，治理效能不断凸显，检察公益诉讼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鲜明特征。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可以对具有中国鲜明特色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成果进行提炼总结，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动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助力形成规范高效的权力运行制约体系。
张雪樵还表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是当前尽快推动公益诉讼领域法治化的重要第一步。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现阶段制定一部系统完备、规模宏大、囊括各类主体的公益诉讼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分阶段、有步骤推动公益诉讼领域法治化更具有可行性。
立法难点：检察机关如何定位？案件范围如何划定？
南都N视频记者了解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司法进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从国际来看，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没有一部专门的检察公益诉讼法，因此，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具有开创性和独特性。也有学者提出，检察公益诉讼法是目前为止立法难度最大的一部法律。
张雪樵认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难”，正是“难”在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开创性。我国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监督和治理特点，制定一部适应时代发展所需的检察公益诉讼法，是世界法治史上前无古人的开篇之作和具有标杆意义的法治大事件。要在深刻认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政治意义、制度优势和治理价值的基础之上，通过立法的形式将这一解决公益保护难题的“中国方案”法治化、制度化，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此外，张雪樵还提到，立法“难”在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定位问题。虽然司法实践表明，检察公益诉讼已逐步成为明显区别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独立诉讼形态，但是如何定位这样一部专门的立法仍然是一个“难题”。检察公益诉讼具有督促性、协同性，检察机关不能“大包大揽”、代行其他部门职权，而应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推动相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等依法各司其职、协作联动，共同解决公益难题。检察公益诉讼具有开放性，检察公益保护领域需要不断拓展，从而适应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鲜铁可在接受检察日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正是因为其开创性和独特性，立法工作必然面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如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如何定位？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有原则有哪些？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如何划定？检察机关与其他适格主体的诉权顺位如何规定等。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刘嫚 发自北京华泰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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